德国法院的 FRAND 原则指引加强了 SEP 持有人的地位

慕尼黑第七民事庭公布了一套处理 SEP 纠纷的方案，该方案将受到权利持有人的欢迎 - 但仍存在重要的注意事项。

作者：Hosea Haag

德国法官极少公开阐述那些影响其法律适用思路的宏观理念。在书面裁决中，法官通常聚焦于事实是否充分举证或论证是否具有说服力，而鲜少披露其背后的司法考量。在公开场合，他们往往仅介绍过往判决，或干脆避免发表任何评论。

在此背景下，慕尼黑地区法院第七民事庭近期作出的指令显得尤为特殊。在中兴与三星正在进行的一起 4G/5G 相关纠纷中，主审法官 Oliver Schön 博士公开阐述了其所在法庭对 FRAND 原则核心问题的观点。这一举措所呈现的，远不止程序层面的指引：它更让外界得以难得地深入了解该法庭的经济与法律推理逻辑。对广大专利所有者，尤其是标准必要专利 (SEP) 持有人而言，这一立场传递的信号令人鼓舞。

关键要点

• 该法院力求强化 SEP 持有人的地位，同时认可其在推动技术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 法院对技术许可的经济逻辑有着明确认知。

• 法院致力于快速作出判决（在 9 至 10 个月内），同时将非终局性判决的执行保障成本维持在可承担的水平。

• 外国法院不得干预德国的诉讼程序。

指引

在 2025 年 7 月 10 日中兴诉三星案的 FRAND 原则听证会上，Schön J. 发表了一次不同寻常的长达近两小时的公开开场陈述（这一时长远超常规的 20 分钟），随后，为进入保密条款相关环节，公众被请离现场。该法庭关于 FRAND 原则的观点，后续被收录于一份 16 页的指引文件 [i] 中，本文将对该文件内容进行概述与分析。

背景

自欧洲法院 (CJEU) 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华为诉中兴案判决 [ii] 以来，已过去近十年。CJEU 在 SEP 持有人与专利实施方之间规划了一套严格且颇具人为设计性的五步法“互动流程”。但实践中，不同法域的法院均以商业实际为依据，对华为诉中兴案的规则作出了更务实的解读。在德国，主要审理地（慕尼黑、曼海姆与杜塞尔多夫）均已形成各自的审理思路，仅偶尔会收到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指导意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Sisvel 诉海尔案 [iii]。

德国法院往往重点关注专利实施方是否真心愿意获得专利许可、是否秉持善意进行协商，但法院极少认定专利实施方符合这一条件。慕尼黑高等地区法院近期特别强调了华为/中兴案五步法中的第五步：担保环节在 (1) SEP 持有人发出侵权通知；(2) 专利实施方作出获许可意愿声明；(3) SEP 持有人提出 (FRAND) 许可要约；(4) 专利实施方提出反要约之后，高等地区法院在 VoiceAge 诉 HMD 案 [iv] 中裁定，除非 (5) 专利实施方针对基于 SEP 持有人要约（除非该要约明显过高）的全球许可提供担保金（通过银行保函或向公共提存机构 (Hinterlegungsstelle) 提存的方式，否则法院甚至无需审查该要约是否符合 FRAND 原则。

国际层面

法院探讨了 SEP/FRAND 诉讼中常见的各类策略手段：许可费率确定程序、禁诉令 (ASI)、反禁诉令 (AASI)、临时许可申请以及反垄断投诉。在三星与中兴的专利纠纷中，至少牵涉到英国、德国、统一专利法院 (UPC)（并非主权国家，而是具有独立司法管辖权的机构）、中国及巴西的专利法院。在慕尼黑法院发布指引仅数周前，英国高等法院就作出了不利于中兴的判决 [v]。该判决认定，若中兴拒绝接受英国法院设定的全球许可条款（包括待裁定期间的临时许可）则必须将其视为恶意被许可方，因而无权获得针对三星的反垄断法保护。

对此，慕尼黑法院的立场十分明确：ASI、AASI 以及要求签订全球临时许可等措施可能会干涉国家管辖权，并使具备实际管辖权的法院被边缘化。

慕尼黑指引的核心立场

1.担保和付款

• 该法院驳回了高等地区法院在 VoiceAge 诉 HMD 案中设定的严格要求，即专利实施方必须先提供全球范围的担保金，法院才会审理其提出的 FRAND 相关异议。该法院认为，这一观点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不会得到支持。

• 一旦提供担保，专利实施方仍有义务接受符合 FRAND 原则的专利许可。此后，法院必须审查 SEP 持有人的要约是否符合 FRAND 原则。

• 除华为诉中兴案确立的规则外，该法院还要求实际支付无争议的许可费，而非仅提供担保。（在

  《橙皮书》框架下，专利实施方通常仅需提供三位数金额的担保作为“合理许可费”，因此有人可能会质疑，此类实际支付款项能否达到大额水平。）

2.华为/中兴框架在实践中的应用

• 前两个通知环节分量不重；谈判本身才是关键。

• 在第三步，SEP 持有人的初始要约无需完全符合 FRAND 原则，至少允许一次改进。

• 法院关注的核心是专利实施方谈判态度的严肃性：包括是否推动谈判提速、是否让决策者参与其中，以及当谈判陷入停滞时是否进行内部升级沟通。轻微拖延可能可以被容忍，但如果拖延构成拖延战术，则会削弱其愿意接受许可的可信度。

3.确定 FRAND 条款

• FRAND 代表一个范围，而不是单个数字。SEP 持有人可提出较高水平的许可费率，但其上限以不限制技术获取为界。

• 法院指出，许可费率通常呈高斯分布：多数处于中间区间，极高或极低的情况较少。较以往许可费率提高至少 15% 的水平是可接受的。

• 即便要约条款与其他被许可方的条款存在差异，该要约仍可能符合 FRAND 原则。该指引表明，尽管表述并非毫无模糊之处，最高与最低协议费率之间的差距至多达到三倍，仍可能是可接受的。

• 可比许可案例是主要依据。同一许可方就同一专利组合授予的许可权重最高。若同一当事人双方之间存在过往协议，寻求变更的一方的主张必须具备充分依据。

• 就专利的 过往使用支付费用的权重较低，因为相关成本无法进行追溯性转嫁。

  只有在侵权通知发出后产生的赔偿才真正具有相关性。

4.计算方法

• 法院拒绝采用自上而下的专利计数法。只有可比许可案例能提供可靠的基准。

• 许可费率应基于平均产品的单价计算，而非营业额百分比。

• 单位许可费透明度最高。一次性付款模式也可被接受。

• 法院会尊重当事人双方约定的费率计算方法，但会参照单位许可费金额对该方法进行合理性核查。

• 针对大批量产品提供的许可费折扣也被认定为合理。因此，小批量专利实施方可能会获得一定优势，因为 SEP 持有人往往发现，针对小批量专利实施方提起诉讼的成本，与其可能获得的许可收益相比，通常不合比例。

5.临时许可协议

• 临时许可协议并非必要。善意被许可方在诉讼程序中有充足时间敲定最终条款。

除法律框架外，法院还披露了其经济观点，这些观点有助于预判该法庭未来审理同类案件的裁判倾向：

关于许可费与创新激励

• 许可费具有促进创新的作用。其水平应当维持在较高区间。

• SEP 持有人也需要依靠许可费收入来追究其他侵权方的责任。

• 专利所有者本就处于预先投入的体系中。通常需在创新投入后等待 7 至 10 年，才能获得回报。

关于担保和付款

• 担保无法实现为创新提供资金的目的。

• 实际支付许可费是必要的。未经许可即使用相关技术的行为应受谴责。

关于确定 FRAND 费率

• FRAND 费率不应由独立机构强制设定。该费率必须通过市场驱动的过程自然形成。

• SEP 持有人不得被强制接受司法机构的裁决结果，无论该裁决来自法院或其他任何国家机关。唯一相关的审查由法院进行，审查内容为要约是否符合 FRAND 原则。

• 在预期判决作出前不久提出的仲裁申请，其合理性存疑。

关于诉讼动态

• 诉讼已不再能对专利实施方施加实际压力，也无法影响其决策者。

• 尽管 SEP 持有人也可能出现失误，但通常是专利实施方在拖延谈判，让非相关人员参与，或通过其他方式阻碍谈判进程。

关于估值和可比案例

• 专利的价值差异可能极大。某家研究机构可能拥有规模小但质量高的专利组合，而大型市场主体的情况则可能相反。

• 手机价格居高不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包括品牌、相机质量、软件等，而非仅由 SEP 技术决定。

关于市场行为

• 专利实施方可能会在获得许可前，通过低价产品抢占市场份额。

• 专利实施方有时会采取法院所称的“强硬抵制策略”：即通过坚决抵制许可谈判，希望其他 SEP 持有人主动退缩。

• 针对不同被许可方设定不同的许可条件，具有合理性。

关于德国的执法

• 法院诉讼程序通常持续 9 至 10 个月。

• 禁令仍是德国专利保护的核心手段。

• 德国对 SEP 持有人至关重要，因为实际上仅有少数法域能够切实开展维权行动。

外国判决

指引明确，外国法院的判决对德国诉讼程序既无约束力，也无影响力。判决结果存在差异是国家主权的正常体现。只要外国法院不试图干预德国的诉讼程序，就不存在问题。

但如果外国的诉讼程序（不仅限于判决）迫使一方在德国承担诉讼程序相关后果，德国法院将进行干预，例如通过发布 AASI。有评论人士认为，若有人请求非德国法院作出效力覆盖德国领土的判决，该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为严重违背 FRAND 原则，以至于反垄断抗辩甚至不会被纳入审理范围。至于这是否会反过来重新为临时禁令敞开大门（让人想起过去德国法院有时能在数周内签发单方禁令的时期），法院并未明确说明。对于有意塑造判例法的 SEP 持有人而言，这无疑值得一试。

法院并未提及 CJEU 在 BSH Hausgeräte诉伊莱克斯公司案[vi] 中作出的判决，该判决确认，欧洲各国法院（据此，UPC 亦同）可对超出受案国家法院实际管辖权范围的专利国家部分侵权行为作出裁判。可推定，慕尼黑法院无意与 CJEU 的立场相悖。调和二者立场的一种可能路径是，应当认识到请求某一法院就另一专利国家部分的侵权问题作出裁决，并不构成强制行为，因为该行为仍将侵权问题交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处理。相反，要求签订全球许可协议或申请 ASI 的行为则具有间接强制性：此类行为绕过了有管辖权法院对侵权问题的评估，进而损害了该法院的管辖权。

法院还强调，若专利实施方在境外申请费率确定，其需受自身申请行为的约束：即必须已向 SEP 持有人支付其所提出的许可费率对应的款项。最后，该指引对英国高等法院试图将管辖权吸引至英国并强制推行全球和解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不过，由于英国高等法院自身也确认各法域的管辖权仍保持独立，慕尼黑法院认为该判决刚好处于可接受范围之内。但倘若对当事人施加实际压力，这一评价可能会迅速改变。

关于执行担保

该指引还涉及“非终局性一审判决”的执行担保问题。通常情况下，此类担保金额的计算依据是被告提供的、关于执行可能造成损害的金额数据。法院驳回了这一做法。

在德国司法实践中，系列诉讼中的每一项专利均需通过单独的诉讼程序推进。这意味着，针对每一项专利，担保金额都将保持一致 - 实际上即每项案件中因销售禁令可能产生的预期损害总额。对于规模较大的专利组合，法院认为，问题无非在于需要推进多少起诉讼程序，才能最终签发禁令。

因此，该指引建议，执行担保的计算应参照为迫使专利实施方接受许可所需的诉讼数量对应的成本风险。考虑到德国司法实践中，针对成本风险设定的担保金金额几乎始终处于六位数下限区间，销售禁令可能造成的损失金额则很容易达到九位数区间，这一点构成了该法院指引中极具引人注目的内容。

专利实施方的判断要点

根据法院的观点，能够表明实施方真实许可意愿的因素包括：

• 及时披露与标准相关的数量信息。

• 专利实施方获取其他许可方许可的情况：对于某一标准，若专利实施方已持有该标准中 50% 以上 SEP 的许可，与仅持有极少许可甚至未持有任何许可的专利实施方相比，二者存在显著差异。

• 提供符合既定惯例的担保。

• 及时支付无争议部分的许可费。

• 若已先进行充分谈判，可尽早提出有约束力的仲裁提议。

• 让决策者参与谈判，而非委派无权限人员。

限制条件

指引让人们深入了解了该法庭对 FRAND 问题的看法，其表述中的诸多内容都将令 SEP 持有人感到鼓舞。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重要限制条件需要注意：

• 这是某一个法庭的决定，而非整个法院的立场。

• 指引不仅偏离了慕尼黑高等地区法院的立场，甚至在要求专利实施方支付无争议许可费这一点上，与 CJEU 的判例法也存在分歧。法庭阐述了详尽的推理过程，或许是预计到移交。

• 一个愿意采取强硬、非常规立场的法院也可能在意外环节引发风险。

• 指引部分内容中的经济推理逻辑仍略显模糊。

• 分析内容似乎是以大型专利组合为前提的，即默认这类专利组合的持有人最终会胜诉。该指引对于小型专利组合（即仅依托少数几项明确具备价值的核心专利的组合）的适用性，则尚不确定。

Hosea Haag 是慕尼黑 AMPERSAND 的合伙人。

本文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 Sisvel 的观点。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法律建议。

[i] 2025 年 7 月 14 日，7 O 64/25；7 O 2750/25

[ii] 2015 年 7 月 16 日，C-170/13

[iii] FRAND I，2020 年 5 月 5 日，KZR 36/17；FRAND II，2020 年 11 月 26 日，KZR 35/17

[IV] 2025 年 3 月 20 日，6 U 3824/22

[V][2025] EWHC 1432 (Pat)，2025 年 6 月 25 日

[VI] 2025 年 2 月 25 日，C‑339/22